其二，这些单位中普通工作人员数量极为庞大（部分高等学校教职工多达万人），而纳入监察对象的管理人员却相对较少，尤其是中层职级以下的监察对象较少，[8]因此相较于由监察机关对有关监察对象进行直接监察，大范围派驻的集约化效益并不明显。
又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规定，殴打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然而，考虑到如下因素，国务院的创制性立法权并不构成对国家立法权的挑战。
换言之，如果国务院制定创制性立法将会挑战国家立法权，那么，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国务院就不可能享有这一权限。他对这三种观点都进行了反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其观点与职权说并没有本质区别。三、国务院制定创制性立法的权限 在行政立法实务中，国务院不仅制定执行性立法，也制定创制性立法。要明确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仍然无法绕开宪法第89条第1项即《立法法》第65条第1款的规定。[19] 这种从我国的政体出发进行的论证，有一定解释力。
否认国务院有创制性立法权，必须有相关宪法和法律依据，但有关学者并没有说明哪些宪法和法律条文禁止国务院制定创制性立法。（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20] 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页。
[28] [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社会正义》，刘俊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比如国家负责环境设施的营造及定期维护，而公民需要爱护环境设施，甚至有日常维护的义务。同理，同样作为社会权的环境权不但不会因为环境义务的确认而影响其权利因素，反而一定程度上会实化和强化环境权的内容及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2月北京考察时指出：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
[43] 转引自李建良：《环境议题的形成与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国家理念的初步研究》，载《宪法体制与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319—320页。四、对可能存在疑问的分析回应 公民环境义务的主张在理论与实践上可能会产生诸多疑问，最主要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从理论及实践上看，公民受教育权并没有因为义务条款的存在而影响其权利的属性及其保障。[7] [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1）环境立法无疑会对公民带来潜在的环境利益。阿列克西曾指出，法的规则有效性就是法律规范经过权威机关的颁布而具有约束义务人的约束力。
我们不能简单以类似于刑法上义务的模式看待公民的环境义务，并非谈到义务就是对公民完全适用强迫性和惩罚性的模式。笔者曾经提出，宪法文本中出现的祖国具有特定的含义，更突出感情色彩，用在统一、拥护和保卫祖国等特殊场合。注释: [1] 参见[日]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公民环境义务在我国所具有的强烈现实意义是由环境资源的共享性、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参与性等决定的。
那么公民作为一定程度的积极环境司法的可能受益者，在环境司法中的环境保护义务主要是指服从和积极配合司法的义务，主要包括服从司法判决和司法制裁的义务，再者，环境司法中证据的获取是较难的，因此公民在知悉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有举证的义务。甚至在学术上提出了环境国家的概念，即环境保护是现代国家所应担负的主要任务之一，否则，国家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及正当性。
②排除或减轻现在对环境可能或潜在的危险性。1.是否影响公民环境权利的确认及保障？ 笔者认为无需过度担心。
但在笔者看来，首先，这种理解可能将国家与公民之间复杂的权力、权利、义务关系简单化了。[30] （四）公民环境义务的特殊存在情形 现行宪法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就后代人、当代人集体和当代人个体三种主体而言，公民均可以依据环境请求权主张国家积极行为维护环境利益，[45]由此形成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45] 参见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24—25页。当公民具备较好的环境意识，会内化为个人的环境保护行为，这无疑会增强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46] R.Alexy,The Argument from Injustice—A Reply to Legal Positivism,Trans by B.L.Paulson and S.L.Paulson,Oxford:Clarendon Press,2002,p.87. 作者简介：张震，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会，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
就后代人和当代人集体两种主体的环境权利而言，国家受后代人和当代人集体的委托，基于信赖利益保护[44]，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着，拥有国家环境权力（职责）。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法的基本原理之一，为此，马克思曾有经典表述，即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周珂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4页等。此处的宪法规定属于禁止性规范，即通过禁止公民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以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40]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法院对环境政策的中立立场不能为司法节制所完全保证。如公民受教育权，各国宪法在规定其作为权利存在的同时，大多会明确规定其义务形态。
但如果重大特殊环境利益的减损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情形发生时，就属于被此条款所禁止的范围。（二）侧重于对策性与实效性的内涵认知 1.首先通过环境教育，提高公民对环境义务的认知。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所针对的主体可能会来自三个方面，即国家、企业和公民。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17]因此，就公民的环境义务而言，仍需要在宪法层面进行探析。[41] Robert Glicksman and Christopher H.Schroeder,EPA and the Courts:Twenty Years of Law and Politics,54 Law＆Contemp 249,1991,p.273. [42] 参见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9] Ralf Dahrendorf,Citizenship and Beyond:The Social Dynamics of an Idea.Social Research,1974,p.41. [10] 参见秦鹏、杜辉：《环境义务规范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宪法解释，明晰公民环境义务的内涵。
[41]因此，在环境司法中应秉持一定程度的积极司法观。环境意识可以能动地对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产生实际作用。
这些均体现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4.重视公民环境义务，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增强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依据现行宪法第9条和第26条的规定，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应趋向于达到积极的治理效果。[24] 参见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30页。
当然，公民环境义务适用于此条的情形是非常特殊的，包括特殊的主体、条件、行为和后果等。主要包括服从环境管理的义务，对破坏环境行为的举报义务，国家环境调查取证等行为的知情告知义务，以及国家综合环境执法行为的监督义务等。
一个基本事实是，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近代意义的宪法产生以来各国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改革宪法意味着，在坚持基本的宪法理念和原则的前提下，宪法制度蕴藏着无限的发展可能性。
通过对公民环境义务的专门探讨，以期对环境法治理论及环境治理实践提供一种路径参考。2.现行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